曾经有那么几年,一听到河北、山东一带大风降温、大雨成灾或口蹄疫蔓延之类的消息,我马上就想给父母打个电话,提醒他们关好门窗,没事少出门,买肉别光图便宜。可是,就在一两秒钟之间,我立刻意识到,这样的话不必打了,再也不用打了,永远没有机会打。
逢年过节也一样。父母离世后,有那么几年,每逢春节,我先想到的总还是“默认程序”:买票,回家,团圆。要到很多年以后才习惯:这些其实都不用想了,再也不用想了。
母亲节却是个例外。我是来深圳后才知道世上还有母亲节一说。看到同事伸手掐来算去,说五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天一定要给妈妈打个电话,我就犹豫:要不要也给母亲打个电话?可是,电话里怎么给我老母亲讲清楚这母亲节的缘故?
比如,是不是要这样说:“娘,今天是母亲节,您自己的节日。按理说,这一天您什么也不用做,光快乐就行了。菜我们买,饭我们做,酒我们给您满上,饭菜我们给您端上。按规矩呢,今天家中花瓶里要有康乃馨,是献给您的……可是,我回不去啊,只能电话里祝您节日快乐了。”电话那头,我的母亲会怎么回答我?
我想象得出来:听了这番话,她一定满脸惶惑;她一定不信端午、中秋、春节之外还有这门子节日;她一定会摇摇头笑一笑表示当娘的轮不上这等好事;她一定会说:“别胡说八道了,想吃面筋吃藕夹吃肉包子吃咸鲅鱼炖粉条你就回来,用不着瞎编个节日哄我。”
那些年的母亲节,我终究没有打过电话。我的母亲,终其一生也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为她准备的节日。如今我常为此自责不已,母亲确实是应该过一过母亲节的。记忆中每逢节日母亲总是最忙,她忙的是让全家人过节,她本人就成了节日的一部分。
如果节日是一台戏,她就是主持人,要宣布很多节目开始;她还是演员,几出压轴大戏是非她来唱不可的;她又是警察,得里里外外维持秩序;最重要的,她是指挥,从厨房到饭桌,从为列祖列宗准备供品,到分糖果压岁钱给孩子们,她都得发号施令,指点江山。
她绝没有机会在观众席上静静享受节日的气氛。换句话说,节日大戏一上演,除了不在观众席上,她有可能在台上台下的任何地方。她何曾真真正正轻轻松松过过一个节呢?
现在想来,积存在记忆深处的节日之快乐,并非全由节日带来,很多是由父母创造。这样的快乐,虽然无法重现,也总可以重温。唯独母亲节,对母亲来说是无从快乐的空白,对我而言,是无从改正的疏忽。母亲节是一个空头账户,我没有向其中存储过祝福,母亲也没有从中支取过安慰。如今,没有了母亲的母亲节一到,我只好默默地在想象中为母亲过节了。
我常常会想,如果当初我有心给母亲送份母亲节礼物,送什么好呢?我不记得母亲表达过她喜欢什么,想要什么。
去年我曾想过应该给母亲买架织布机。花瓶里的花花草草她自然也喜欢,可是她更喜欢在织布机上织出好看的图案来。从年轻到老,她那么喜欢织布,织出的布又那么有名,可是她从来也没拥有过自己的织布机。
今年我又改了主意:或许,我应该给她买一匹大红的绸缎才对。十岁左右的时候,有一次我在母亲常用的一个包裹里乱翻,翻出了一块红绸布。当时就想,这么好看的绸子,女生扎辫子应该不错。于是偷了出来,剪成很多条,分送给了班上的几位女同学。不知怎么,母亲就知道了,火冒三丈,咆哮了我一个晚上。这是记忆中母亲对我最凶的一次,我躲在炕上不敢还嘴,只自哀自怜地抽泣成一团。我至今不明白那块红绸布是什么来历,究竟有什么重要用途。但是我清楚:母亲发那么大的火,一定有她的道理。
如果——唉,只能是如果了——母亲健在,今年的母亲节,我一定要去买一匹,不,十匹、一百匹大红的绸缎献给母亲。我愿意用红红的绸缎把平平的房顶铺满,把方方的院子铺满,把长长的胡同铺满,把宽宽的大街铺满……只要母亲活着,而且快乐。
(摘自《对照记@1963》)